「從街頭拍到奶頭」,影像寫史紀錄者許村旭(二):攝影就是我的百憂解

文字、訪問:盧國榮 

攝影:周政毅 
部分圖片文字引用自許村旭攝影集《派對走掉1984-2004》

 

他說:「如果不是當記者或攝影記者,發生一個社會新聞在你身上,大概這輩子就莎喲娜啦了。社會事件或是任何會上檯面的新聞,大部分都是負面的,但你可以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參與,那是活生生的。不管是,槍擊、打殺、械鬥、巷戰、火災、追逐、緝凶、挖屍體等之類的,沒有一個事件是在你生命中出現的,但你每件事都在現場,這對我的觸動非常大,靜的、動的都一樣。」


攝影就是我的百憂解

 

用創作發洩憤怒

 

聊起許村旭的成長背景、人生轉折,他說:「我讀復興美工高二時從家裏跳窗,後來半工半讀實在太硬,休學一年純粹去打工,經過新公園時,看到同學在寫生,感覺那個世界已經隔了一層,雖然隔年又回去讀,但我覺得那一年的社會啟蒙很重要…」

話當年,許村旭描述那就像一個電影的大剪接,好比武俠片主角掉落懸崖,僥倖服下大還丹,練成絕世武功;或西部片的荒野大鏢客劫火車被黑吃黑幹掉,若干年後,意外沒死成,報仇雪恨般;許村旭成長影片的大跳轉則是高二時因為老爸長年家暴,跟老爸幹了一架,跳窗離家,就十幾年沒回家。他自言天生潛伏性格中的反抗、叛逆、義憤填膺,衍伸到後來跑新聞線,在充滿戲劇張力的新聞現場藉由攝影、創作、捕捉畫面,才將憤怒用良性的方式轉化釋放。

「我就是靠創作來平復對人滿腹的好奇,或是對世界一些種種個人的觀察或批判,藉由我的鏡頭我的筆…有些人是畫畫、音樂等…藉由任何手上能夠掌握的東西,它就可以成為一個觸發他的媒介。」

許村旭將這種壓抑、不健康的憤怒比喻成一種病,他表示:「如果我沒有拍照的話,代表我的病已經好了;如果我還在創作、拍照的話,表示我的病還沒好。用創作的過程當成是一種藥劑,宣洩的出口,療癒的處方。」

後來在1988年,許村旭二十八歲,進入報社,那是報禁解除第一天。台灣也邁入解嚴後長期壓抑被釋放,如山洪爆發,洩洪般,社會運動百花齊放,天天抗爭的、「台灣只有那一段可以叫派對」的年代,他恰好趕上了。

 

汲取無處不在的暴力作養分

 

中國時報到壹週刊二十幾年的新聞線上,不管是議會裏互相攻訐,假戲做出真火氣,檯面上大打出手,檯面下你兄我弟的丑角政客;鎮暴部隊和抗爭民眾宛如兩軍交戰的擺陣對峙,強制驅離的棍棒水柱;戲謔嘲諷當權者創意無底限的抗議行動劇:三層樓高的巨型骷髏芻偶、核廢外洩驚悚行為表演、反財團反傾銷、工人綜藝歌舞團等;全民瘋股票湧向股市的投機賭博;求神問明牌的六合彩大家樂;滿街走私氾濫的中共紅星黑星掌心型手槍犯下的社會案件;甚至在傾盆大雨的午夜街頭與警對嗆,被警槍抵住腦門壓制在地等,都化為許村旭的創作養分,他說:「如果不是當記者或攝影記者,發生一個社會新聞在你身上,大概這輩子就莎喲娜啦了。社會事件或是任何會上檯面的新聞,大部分都是負面的,但你可以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參與,那是活生生的。不管是,槍擊、打殺、械鬥、巷戰、火災、追逐、緝凶、挖屍體等之類的,沒有一個事件是在你生命中出現的,但你每件事都在現場,這對我的觸動非常大,靜的、動的都一樣。」

 

許村旭表示,他的成長過程和工作歷經的一些現場,衍伸成他一直是可以作創作的人,他說:「因為創作對我來講的一種重力,太大,如果沒有這個能力的話,我不曉得,我可能跳窗離家就誤入歧途…」
 

長年沒日沒夜跑新聞、洗照片、捲底片、趕發稿,一個整天下來,完稿後腎上腺素仍持續飆升,跑完街頭大夥就吆喝著去喝酒,八德路鐵軌邊的燒烤小吃攤、和平東路的攤、阿才的店都是許村旭他們這幫街頭攝影記者的集散地,一個晚上跑三四攤,大概都喝到五六點天亮才回家,好像白天賣老命工作,就是為了晚上有酒可以喝。


三天一小趴,五天一大趴


撇去攝影不提,許村旭最自豪的,就是很愛請客開趴,連攝影集都以「派對」為名。編輯認識許村旭不久,他就豪邁地隨口邀請編輯去他家作客。去到他家,又是手沖咖啡,又是炭烤牛肉配紅酒,隨後又續攤張羅下酒菜,下酒菜極其講究,嚴選食材、配菜和調味,幾近美食家的品味苛求。還分成開胃菜、主菜、甜點,最後才是重頭戲,陳年金門高粱配土豆,一杯一杯又一杯…宴客從頭到尾,傍晚到午夜,許村旭都在廚房吧檯張羅忙活,屁股還沒坐熱,又起身烹煮,只為賓主盡歡。

 

他笑說自己以前是玩命開趴,三天一小趴,五天一大趴,酒池肉林,平均一年出入家裏有三四百人,幾年下來,約莫有兩千人次來家。白天街頭亡命拍照跑趴,晚上歡場賣肝拚酒開趴,開趴開到用人次計數,十足十派對嗨咖。搞藝術、拍紀錄片、玩樂團、寫作的、劇場的等,藝文圈人士大部份都來光顧過他當年在花園新城的派對場。

他描述當時的盛況是:「我不抽菸,但我的朋友都是菸酒不離手,高談闊論,臭罵國民黨,我女兒對那個印象很親切。因為這些傢伙每天都出入我家,進進出出,她有經歷到三天一小趴,五天一大趴的階段。睡覺前,外面很吵,她想睡覺了,咬著奶嘴走出來,看到大家都還在,她就很安心地走回房間,她不怕吵,她需要有這種聲音才睡得著…」到了凌晨三四點,客人開始打計程車,大豐計程車行,電話號碼叫做九一八三千,後來改成二九一八三千,台語是你叫一擺三千,三點一到,就跟林森北一樣,計程車開始一部一部來,像載小姐走這樣…

 

從業堅持.影像寫史

 

如此愛鬧騰的派對動物,對比許村旭自言,因為對新聞現場個人獨特的詮釋,難被八股、制式的新聞規格認同,故在報社總是獨來獨往的一匹孤狼…同前述編輯眼中他對美食的苛求,對於出自己手的產物的慎重,對審美和優雅的要求,許村旭或有著自主或不自主、亦冷亦熱、從邊緣俯瞰全景的,那份對社會的冷眼、熱心腸,那份過於喧囂的派對裏的孤獨…如同伴侶、摯友所描述的古道熱腸:「褲袋裏沒錢還要煮得腥臊一大桌請客」、「他總是一通電話就出現」…

 

翻閱出自他手的這一張張定格歷史的景框,刺、冷調、殘酷的黑色幽默躍然相紙上,但倘若當年許村旭離開中時,沒有從福德坑垃圾場搶救出這些底片,沒有那份從業三十年的堅持,沒有那份熱愛派對、與會的心,也許就沒有這本影像寫史的攝影集「派對走掉」。

 

淺論文字與影像的角力

 

 「以鏡頭近身狩獵,定格政客無所遁形的嘴臉,較諸文字記者必須顧慮新聞來源,保持與新聞對象微妙的餵養關係,影像則具有天縱嗜血的魔幻寫實優勢。綜觀台灣平面媒體普遍以文字作為主流考量,排擠影像為附庸的思維,導致新聞影像長期被漠視、邊緣化。但影像在歷經時空的變遷演化,所蓄含的力道卻是不容小覷。」——許村旭《派對走掉》

 

 

上述文字是許村旭媒體從業多年,直觀埋首辦公產稿的文字記者和跑攤趕路在場的攝影記者,比較新聞文字與新聞影像的優勝劣敗所做的觀察。更直接論及影像和文字的角力,許村旭說白:「文字記者和攝影記者不同工。攝影是有在現場才有照片,沒在現場什麼都沒有;文字是可以事後去問,像現在還用抄的。長年在講,攝影很辛苦,一張照片勝過千言萬語,講歸講,他還是不會覺得你的照片可以取代他的文字,雖然很多事件最後都是照片留下,而不是文字,讓人印象深刻的永遠是照片,但在台灣它永遠扶不了正,永遠都是一個龍套。」

 

媒體失身.七宗罪

 

眼見媒體變質直到墮落、失格,許村旭以擅長的嘲諷圖文,提出「媒體失身.七宗罪」的概念。

左上:一罪-面目模糊的本報記者。
右上:二罪-攀龍文…字花如病(阿諛奉承的文字記者之流)。

左下:三罪-(墳)頭長草。(蔡老闆)
右下:四罪:缺勇氣。媒體怕壞人,冬瓜標的左右護法。


上:五罪-自宮。

左下:六罪-奴性。

右下:七罪-三七仔社長、求官總編輯。


欲閱全系列「『從街頭拍到奶頭』,影像寫史紀錄者-許村旭」請見→#台灣攝影家

 

全文未完,想看完整「「從街頭拍到奶頭」,影像寫史紀錄者許村旭」,專訪都在→【FHM 2019 6月號 227期雜誌】

2019 06/03 15:41 PM

by光頭王